民事案件中，司法如何认定职业放贷人？
引言
贷款发放业务涉及金融稳定，系国家强监管的特许经营行业，刑法、行政法、民法等部门法均对其严格规制。
在行政法领域，譬如，《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发〔2018〕10号）规定：“三、明确信贷规则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规范，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
然而，我国当前正规的资金融通渠道未能满足旺盛的民间需求，“职业放贷人”行业应运而生。同理，可以想象，该行业在古今中外多有存在。
司法的认定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第53条规定：“【职业放贷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的高级人民法院或者经其授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认定标准。”
上述规定消除了职业放贷行为在法律效力方面的争议，同时定义了“职业放贷人”，并授权下级法院因地制宜细化认定标准。
随后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第二次修正）》（法释〔2020〕17号）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放贷人”的定义，其第十三条第三项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2021年2月第1版）对上述第十三条第三项的诠释：
“理解把握这一规定，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职业放贷人既可以是法人、非法人组织，也可以是自然人，但都不具备放贷资格。
2.借贷行为以营利为目的。通常出借人只要收取利息或资金占用费等即可认定为营利，并不以收取高利息作为营利认定的条件。
3.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此点需要结合案件事实予以认定。一般来说，在一段时期内多次向不特定的多人出借款项并收取利息或资金占用费等费用的行为，即可认定为职业放贷行为。”
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原告一般系自然人，且一般要求收取利息，即满足上述诠释的前两点，故，司法审查原告是否构成“职业放贷人”的核心，在于第三点，即是否“在一段时期内多次向不特定的多人出借款项”。
那么，问题来了，何谓“一段时期内多次”？
如何理解“一段时期内多次”
为明确“在一段时期内多次向不特定的多人出借款项”中“一段时期内多次”的具体衡量标准，已有个别省份高级人民法院以地方司法文件的方式作了探讨和规定。
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二、各基层人民法院要根据自身实际，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首先要进行关联案件查询，同一出借人及其实际控制的关联关系人作为原告一年内在全省各级人民法院起诉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的，该出借人应当纳入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通过案件审理或者其他途径可以初步确定为职业放贷人的，不受上述案件数量的限制。”
再如，《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天津法院民间借贷案件审理指南（试行）>的通知》(津高法〔2020〕22号)规定：“21.【职业放贷行为的审查】……同一原告或者关联原告在两年内向全市法院提起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或者出借人在两年内向社会不特定人出借资金3次以上的，一般可以认定出借人的放贷行为具有营业性。”
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若被告主张原告“在一段时期内多次向不特定的多人出借款项”的，须提供相应证据。一般情况下，被告为搜集原告及其关联方近年涉及的其他民间借贷案件，只能依靠公开裁判文书。
可以想象，被告完成该项举证有一定难度。
如，在（2019）粤0306民初2083号案件中，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原告专门从事民间放贷及向不特定的多人提供贷款，虽然原告确实收取了高额的利息，但并不能证明原告专门从事放贷活动。”
经笔者检索，在被告主张原告系职业放贷人的案件中，大部分因被告难以举证而终未获司法采信。
另经笔者检索，亦有原告未达到民间借贷案件数量门槛、但仍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人的案例，该等案例涉及司法审查原告多年来账户交易明细。
如，在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8日发布的《吴江法院8起民间借贷典型案例》中，案例4的“法官点评”部分谈道：“……本案中，虽然姚某向法院起诉的民间借贷纠纷数量不多，未达到一年5次或两年10次的标准，但通过审查姚某夫妇银行账户多年来的交易明细，总结出其二人职业放贷的规律，即：……”
当然，若被告拟申请司法调取原告银行流水，因涉及个人隐私，必须满足严格的法定条件，而一般案情难以满足。
如何理解“不特定的多人”
关于“在一段时期内多次向不特定的多人出借款项”中的“不特定的多人”，实践中亦可能存在争议。曾有被告答辩道：“原告主张以往出借对象仅为少数特定亲友，并非‘不特定对象’。但是，出借后，对象自然特定化了；而出借前，对象是不特定的。故原告的意见似是而非，意见不成立。”
要解决上述争议，还是需要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有助于我们理清头绪。
其中规定：
“四、仅向亲友、单位内部人员等特定对象出借资金，不得适用本意见第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定罪量刑时应当与向不特定对象非法放贷的行为一并处理：
（一）通过亲友、单位内部人员等特定对象向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
（二）以发放贷款为目的，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并向其发放贷款的；
（三）向社会公开宣传，同时向不特定多人和亲友、单位内部人员等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
为诠释上述通知，最高人民法院还编写了《<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
其中谈道：
“四、关于‘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把握
《意见》第四条区分不同情况，对‘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把握问题作出明确。如果行为人出借资金仅限定于亲友、单位内部人员等特定对象，其行为就不符合非法放贷这一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对象不特定性特征，不宜认定为非法放贷，更不能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因此，《意见》第四条规定：‘仅向亲友、单位内部人员等特定对象出借资金，不得适用本意见第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针对司法实践中非法放贷行为手段不断翻新的实际情况，为避免行为人假借向亲友、单位内部人员等特定对象出借资金之名非法放贷，《意见》第四条明确，具有以下三种情形之一的，定罪量刑时应当与向不特定对象非法放贷的行为一并处理：……”
由上可知，若出借资金仅限定于亲友、单位内部人员等特定对象，则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
写在最后
一起民间借贷纠纷可能涉及诸多法律问题，“职业放贷人”问题只是其中之一，若粗略承办则可能作出似是而非的代理意见，甚至影响案件结果。
民间借贷相关法律问题的理解与适用，值得我们重视和钻研。
认定“职业放贷人”的4个标准，2020年重点打击
最高法院：以借贷为常业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裁判要旨】出借人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签订之民间借贷合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发〔2018〕10号）明确，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浙江省公安厅 浙江省司法厅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
为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实现标本兼治、协同治理，有效遏制民间借贷纠纷上升势头，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根据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税务局、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等单位对民间借贷协同治理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并达成共识，纪要如下：
一、切实提高认识，高度重视民间借贷协同治理工作
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多元化融资需求，促进了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完善。但由于民间借贷存在交易不公开、不规范等特点，容易引发非法集资、高利转贷、虚假诉讼、“套路贷”、暴力催收等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增加妥善化解民间借贷纠纷的难度，也加剧了执行难。
各有关单位要从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高度，充分认识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强化协同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依靠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根据依法治理、分类处理、综合施策的原则，积极构建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共同遏制民间借贷案件高发势头。
二、建立“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从严规制职业放贷人的诉讼行为
针对当前职业放贷高发等实际情况，人民法院要根据同一原告或关联原告在一段时间内所涉的民间借贷案件数量、利率、合同格式化程度等特征，结合各地实际，建立“职业放贷人名录”，进行重点管理，并每季度向公安、检察机关等协同治理单位通报情况。
职业放贷人名录中有公职人员的，应当抄送当地纪检监察部门和当事人所在单位。
纳入“职业放贷人名录”，一般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 1. 以连续三年收结案数为标准，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20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含诉前调解，以下各项同），或者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30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的；
➡️ 2. 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10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或者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15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的；
➡️ 3. 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涉及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万元以上，或者涉及民间借贷案件3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
➡️ 4. 符合下列条件两项以上，案件数达到第1、2项规定一半以上的，也可认定为职业放贷人：
（1）借条为统一格式的；
（2）被告抗辩原告并非实际出借人或者原告要求将本金、利息支付给第三人的；
（3）借款本金诉称以现金方式交付又无其他证据佐证的；
（4）交付本金时预扣借款利息或者被告实际支付的利息明显高于约定的利息的；
（5）原告本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或到庭应诉时对案件事实进行虚假陈述的。
自职业放贷人名录公布之日起连续三个年度内，该名录上人员涉及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量少于前款第1、2、4项认定职业放贷人标准案件量二分之一的，可以将其从职业放贷人名录上撤出。
涉职业放贷人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加强对证据和事实的审查，对涉及职业放贷人名录人员为申请执行人的执行案件，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应慎用拘留、罚款、布控、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责任等措施；对于本金与利息已经执行到位的，人民法院执行部门应当向税务部门通报，由税务部门依法征税。
对涉及职业放贷人的案件应当先行调解，并尽量促使双方当事人见面，查清债权债务真实情况，尽早发现违法犯罪事实，精准有效打击犯罪行为。对于出借人将债权转让给他人后，债权受让人提起诉讼的，要加强审查，防止通过债权转让规避监管。
三、加强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严格区分民间借贷与“套路贷”诈骗、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的界限
针对“套路贷”诈骗、非法集资等犯罪组织者借助民事诉讼程序实现非法目的等实际情况，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处理涉民间借贷案件过程中，要切实提高警惕，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情况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性，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加强对民间借贷与诈骗等犯罪行为的甄别，切实防止违法犯罪分子将非法行为合法化、利用民事裁判侵占被害人财产。
对利用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变相吸收的公众存款等资金发放贷款，并以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等非法手段强索债务的，应当按照行为涉嫌的具体犯罪侦查、起诉、审判，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由公安机关治安处罚。
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存在“虚增债务”“伪造证据”“恶意制造违约”“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集资诈骗”等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对已按普通民间借贷纠纷作出的生效裁判，应当依法及时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四、加大对虚假诉讼、高利转贷的惩治力度，有效遏制两类案件的高发多发势头
根据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虚假诉讼罪是指行为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虚假诉讼行为的实施方式既可以表现为“单方欺诈型”，也可以表现为“恶意串通型”。对于实施虚假诉讼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虚假诉讼行为的，从重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对于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再以高于银行贷款的利率转贷他人，且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或者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高利转贷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高利转贷的，应当依法以高利转贷罪追究刑事责任。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发现公司、企业涉嫌高利转贷的，应当及时通过向相关主管部门提出司法建议等方式，阻断其贷款通道，引导其回归实体经济。
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过程中，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发现有虚假诉讼、高利转贷犯罪嫌疑的，要按照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的有关规定及时依职权或者移送有关部门调查取证，查清事实真相。依法从严查处冒充他人提起诉讼、篡改伪造证据、签署保证书后虚假陈述、指使证人作伪证等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经查证确属虚假诉讼、高利转贷的，驳回其诉讼请求，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案外人等提交的有关虚假诉讼、高利转贷的举报或控告材料、线索，应及时进行审查，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对发现或者移送的涉嫌虚假诉讼、高利转贷案件，一般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立案或者不立案决定，并反馈移送部门。不予立案的，应当在作出不立案决定之日起七日内，以书面形式向移送部门说明不立案理由。
五、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重点领域犯罪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案件时，要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制止、制裁和惩处各类与民间借贷相关犯罪行为，严厉打击非法放贷讨债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要严格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和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要求，依法打击民间借贷案件中的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实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具体违法犯罪重点打击：
（1）利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取得的资金发放贷款的；
（2）以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等非法手段强索债务的；
（3）以欺骗手段取得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再高利转贷他人的;
（4）面向在校学生非法发放贷款，发放无指定用途贷款，或以提供服务、销售商品为名，实际收取高额利息或费用变相发放贷款的；
（5）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作为主要成员或实际控制人，开展有组织的民间借贷的。
六、建立相互协作的办案机制，切实形成工作合力
各有关部门在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各类风险中，要加强联动效应，探索建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税务机关、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等单位协同治理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工作机制。各协同单位要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就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情况进行沟通交流，加强预警和研判，完善防范对策。确有工作需要的，可以邀请纪检监察机关参与相关具体工作或案件的研究、磋商。
人民法院立案后，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时，应同时将移送函抄送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涉嫌犯罪的民间借贷案件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并将监督情况反馈移送部门。
民间借贷案件的基本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审理。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相关联的民间借贷案件已经作出生效民事裁判或执行完毕的，要及时将刑事案件办理情况告知相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依法及时予以处理。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民间借贷案件存在涉嫌犯罪行为，可能导致原审裁判、调解或者执行错误的，应当依法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民间借贷案件，应当依法及时进行审理；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的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四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办理。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涉嫌刑事犯罪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发现律师、法律工作者、鉴定人员、公证人员等违规参与的，应当依法向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理建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建议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并书面回复建议发送部门。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司法鉴定机构、公证机关及相关从业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发现上述单位或人员有参与“套路贷”、虚假诉讼等行为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提升办案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要依托政法一体化办案系统，探索建立全省民间借贷案件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网上信息共享。
深度应用信息技术，通过案件数据比对碰撞等手段，加强民间借贷案件风险预测，有效防范风险。
积极探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司法工作的深度融合，推动建立健全与市场主体相关的司法大数据收集共享和使用机制，促进社会诚信建设，实现长效治理。
八、建立金融监管联动机制，促进民间借贷健康有序发展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要深化与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等单位的对接，构建信息共享和金融风险会商机制。依据现有的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依法深入剖析民间金融行为实质，准确判断各类金融活动、金融业态的法律性质，准确划定金融创新和金融违法犯罪的边界。
办案机关应当及时将非法发放民间贷款活动的相关材料移送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金融监管部门工作人员、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参与非法金融活动的，应当予以纪律处分或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任。
各协同单位要采取有效方式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国家金融法律法规，及时向社会公布典型案例，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自觉抵制非法民间借贷活动。
本纪要自下发之日起执行。本纪要内容如与法律、司法解释及上级有关规定不一致的，以法律、司法解释及上级有关规定为准。如有新的规定，按照新的规定执行。
许有根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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